元代“朱致远琴”之问（上）
吕埴 文化学者
究竟何为元代古琴，向来没有可信的说法，主要是因为无法总结出元琴独有的工艺特点。也就是说，不存在具有统一时代风格的元代古琴，元琴不应成为古琴断代的概念。然而，元代确实有过古琴艺术的辉煌时期，否则也不会有王振鹏的《伯牙鼓琴图卷》和唐棣的《携琴远眺图轴》存世。一直以来，朱致远被认为是元琴唯一代表性人物，其斫琴生涯横跨元明两代，实为明代古琴风格的开创者。
[元]王振鹏《伯牙鼓琴图卷》 故宫博物院藏
文献中的“朱致远”
朱致远作为斫琴师，素有大名。然求其真器，却也不多，此中以故宫博物院藏朱致远款无名琴最为典型。该器为仲尼式，元代制作，清宫旧藏。桐木斫，黑漆，鹿角灰胎，冰纹间牛毛断。长方池沼，金徽，青白玉轸足，紫檀岳尾。全器姿态秀美停匀，制作精当，法度森严。腹款“赤城朱致远制”。
此琴作为无可非议的标准器，证明朱致远绝非浪得虚名，确乃古琴斫制史上的一代大匠。半个世纪前，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古琴器定级，郑珉中先生于当年宫中仅有两床唐琴“九霄环佩”与“大圣遗音”之外，越过数张宋琴，独取此琴，与两张唐琴一同定为一级品，可见其珍贵程度。
[元]朱致远款琴 仲尼式 故宫博物院藏
冰纹间牛毛断
“赤城朱致远制”腹款
存世古琴，署唐雷氏家族伪款者最多，实则没有一件真器。除此之外，大概就数“朱致远琴”了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。
今所见朱致远款基本都只是简单的名款，一般不署制作年份。但查阅文献，整个明代在万历朝以前根本找不到朱致远的任何资料。而万历以后所有提及朱致远的文献，除其姓名之外也没有更多信息。
到了清代，除了一些藏琴著录以外，涉及朱致远的材料均未超出万历年间所记载，故暂不涉及。先列明晚期提及朱致远的几部著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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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表中，除《文会堂琴谱》《阳春堂琴经》《青莲舫琴雅》三部琴书以外，其他六部著作都广为人知。涉及朱致远的这几部著作，其内容自然脱不了辗转袭抄。但关于朱致远的年代，却有两说。现先引成书最早的《遵生八笺》，其卷十五“燕闲清赏笺”中卷“古琴新琴之辨”云：
“……求古不得，如我明高腾、朱致远、惠桐冈、祝公望诸家，造琴中有精美可操，纤毫无病者，奈何百十之中始得一二。”
此处提及“我明高腾、朱致远、惠桐冈、祝公望”四家，朱致远赫然被认为明人。
此后不数年，张应文成书《清秘藏》，卷下“叙斫琴名手”记载“我朝则高腾、朱致远、惠桐冈、祝公望，皆其选也”，与高濂所举全同，或许抄自《遵生八笺》。
晚于《遵生八笺》《清秘藏》20年左右，则有张大命《阳春堂琴经》、孙丕显《燕闲四适》、林有麟《青莲舫琴雅》，三书有关资料来源相似，内容基本一致。这些著录中朱致远是被明确认定为明人的。
而也在同一时期，关于朱致远却另有元人一说。现存资料最早的，见于胡文焕《文会堂琴谱》卷一“博考第六名琴”：
“秦汉古琴绝不可得，想历年远甚，世无畜（蓄）者。唐琴莫善于雷文张说，间有畜者，然亦真赝相参，须辨之。下迨宋元，若施木舟，若朱志远，其琴断纹渐出，今之古琴，多出二氏。我朝成化间则有丰城万隆，弘治间则有钱唐惠祥，其琴擅名当代，人多珍之。又樊氏、路氏琴，京师品为第一，未审何许人。”
就此琴谱的整体而言，可以推断此节文字，应该也是有所本的，并非胡文焕自己所臆测。 值得注意的，则是“下迨宋元，若施木舟，若朱志远，其琴断纹渐出，今之古琴，多出二氏”这一记载，“朱志远”当为“朱致远”之误抄。“今之古琴，多出二氏”其所云者，可见此段文字的最原始作者，应该见到一定数量的朱致远之作。与此相似的记录，见于《考槃馀事》《蕉窗九录》《长物志》。署名项元汴的《蕉窗九录》系伪书，有关部分，全部抄自屠隆《考槃馀事》。文震亨《长物志》则是相关内容的撮录。故只引《考槃馀事》如下：
“唐琴
蜀中有雷文张越二家，制琴得名。其龙池凤沼间右舷，馀处悉洼，令关声而不散。
宋琴
宋有琴局，制有定式，谓之官琴，馀悉野斫。有施木舟者，造琴得名，断纹渐去。
元琴
有朱致远，造琴精绝。今之古琴，多属施、朱二氏者。
国朝琴
成化间有丰城万隆，弘治间有钱塘惠祥、高腾、祝海鹤，擅名当代，人多珍之。又樊氏、路氏琴，京师品为第一。大抵琴以音为主，其音善矣，又何必拘拘以为古哉。”
《考槃馀事》中的资料均有来源，丝毫没有屠隆本人独得的记录，内容主要来自曹昭《格古要论》、胡文焕《文会堂琴谱》、高濂《遵生八笺》等书。但关于“朱致远”，已经作了关键调整，列属“元琴”之次。
总的看来，《文会堂琴谱》所录似乎是更接近原始文字的版本，施、朱二氏笼统归于“宋元”，颇为含糊。《考槃馀事》像是将同一条中的施、朱拆成两条，分属宋、元。事实上，二者记录都并不精确，但也由此，朱致远在明代后期有了元人一说。
“赤城朱致远”
若要进一步研究“朱致远琴”，那么只能求之于古琴实物。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较为可靠的实物，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无名仲尼式琴、王世襄先生藏“金声玉振”仲尼式琴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朱致远制琴，还有《中国古琴真萃》一书中载刘赤城先生藏朱致远琴、徐忠伟先生藏朱致远琴和“虎啸”琴，腹款均为“赤城朱致远制”。
自明清到近代，大多数冒名朱致远的伪器署都是这个款识。甚至一些前代无款古琴，后人作伪时也会冒名“赤城朱致远制”。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还藏有“霜天月”仲尼式琴，此琴龙池内纳音左侧阴刻“赤城朱致远制”，但据学者观察研究，腹款应为明代人在剖腹配底时后刻的，其形制符合宋元古琴特征，斫制时间或当比朱致远更早，故定为宋元琴。
[元]“金声玉振”琴 仲尼式 王世襄旧藏
[元]朱致远制琴 仲尼式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
元朱致远制琴局部
元朱致远制琴侧面
“赤城朱致远”款
[宋—元]“霜天月”琴 仲尼式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
“霜天月”琴上的款识
所谓“赤城朱致远”之“赤城”，当然指的是朱致远的籍贯。琴界早先认为此“赤城”指的是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，但这个赤城县在元代时只不过是一个驿站，一直到清康熙三十二年（1694）始有县的建制。既然作为本籍自署，自然得是州府郡县的级别。如此看来，朱致远不大可能是今河北省赤城县一带人士。
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有“天姥连天向天横，势拔五岳掩赤城”一句，此“赤城”乃赤城山，在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西北，为天台山之南门。如果“赤城”仅是山名，那也不可能被人署为籍贯。宋初《太平寰宇记》记录南朝萧梁时，曾在此地设赤城郡。此说不知来源，或未可尽信。但南宋嘉定年间陈耆卿正因此有《赤城志》之作，宝庆和绍定年间又有林表民的《赤城续志》和《赤城三志》，元元统年间有杨敬德《赤城元统志》，明弘治年间有谢铎《赤城新志》，嘉靖年间有王启《赤城会通记》，而这些志书与同时期以“台州”为名的方志并行。另外，南宋林表民编有《赤城集》，明谢铎编有《赤城后集》和《赤城论谏录》。
可见，从南宋中期到明朝中期，“赤城”是作为台州的别称，不过晚明以后地方志再无以“赤城”为名的了。台州宋代称“州”，元代称“路”，明代称“府”。而所谓“赤城朱致远”，不管属元属明，在他可能的那个时代，人人皆知“赤城”就是台州，于姓名之前标署这一籍贯并无疑义。
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张董其昌款琴，琴背刻长篇文字，云：
“天台朱致远先生，以善斫焦桐，孤鸣当世。迄今几三百年，未有能祧其名者。余官辙所及，搜求逸材，要以此琴为无上之等。爱其清拔疎越，超超元著，直使六雷袖手，两马低眉。故作斯铭。铭曰：绿绮初调，黄庭甫毕，万籁无声，太华夜碧。天启七年丁卯三月既望，香光居士董其昌识。”
下镌“董其昌印”阴文印，“宗伯□□”阳文印。印章剥落阙文当为“学士”，董其昌在明天启五年（1625）曾任南京礼部尚书，是以称“宗伯”。
董其昌款琴 仲尼式 南京博物院藏
董其昌款琴局部一
董其昌款琴局部二
董其昌款琴琴囊
该器腹款漶漫，不可辨识，琴界多认为原系朱致远款。是否朱氏真器，尚不敢臆定。但其绝非董其昌“要以此琴为无上之等”的原器，则是可以肯定的。琴背文字，乃董氏记载此事的一则已经佚失的札记，原来可能还有一个标题，涉及琴名。这段文字本不是要拿来全部刻在琴上的，刻于原器的只能是其中的“铭”，也就是“绿绮初调，黄庭甫毕，万籁无声，太华夜碧”十六字。最可能的排列方式，是分布龙池两侧，各有八字。
此琴曾经的拥有者应是见到董其昌的这则札记，于是全篇都刻到琴背上，但反而画蛇添足。铭文写刻，或因临写仿作，或因过手刻工，字迹已与董氏书风严重不符。不过，也因此留存了这段董其昌文字。也就是说，该琴所刻铭文的内容并非伪作。铭文首言“天台朱致远先生”，而朱致远习惯署“赤城”，其所斫琴明末并不罕见，即使有心作伪，也没必要署籍“天台”而多生事端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所谓“天台朱致远先生”之“天台”，所指应该是台州府，而未必是其治下的天台县。南宋嘉定年间《赤城志》“叙州”言，唐武德年间“置台州，取天台山而名”。而作于嘉定元年李兼的《天台集序》亦载：
“州为一集，在昔有之。近岁东南郡皆有集……然则州集，其地志之遗乎？天台以山名州……”
可知“台州”得名于天台山，因而“天台”就被作为台州别称，其治所曾被称为“天台郡”。甚至成为台州地方志的书名，如已佚元至治《天台郡志》。历史上台州士人，无论籍属何县，多自署“天台”。此类例子甚多，如《赤城志》的编者陈耆卿，系临海县人，而不管是自己的文章，还是别人的文章，都有称“天台陈耆卿”者；又如宋元之际的胡身之，系宁海县人，自署“天台胡三省”；还有元明之际陶宗仪，系黄岩县人，自署“天台陶九成”。此不胜枚举，盖“吾台以天台山得名，古来撰述之家，籍隶台州，多题天台”。
董其昌的“天台朱致远先生”，当然也是这种情况。朱致远为台州人无疑，而至于具体是哪个县的，现已无从考证。